“姜小丽，高医生让我打电话问问你，洛霞吃药了吗？”柯玉实问道。
“没吃。”姜小丽的声音很气馁，“我和于悦把能想到的方法全试过了，都没达到目的。”她顿了一下，调整一下情绪，才接着说道，“她还是不肯认我们。”
柯玉实听了也很气馁，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
“还有，”姜小丽说道，“高主任给洛霞看完病那天，我们一起吃午饭的时候，她提到洛霞既然偶尔会砸学校教室的玻璃，就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暴力倾向，告诫我们和她接触的时候要适当多加小心，以免被误伤。于悦最近来得少了，我估计就是听了她那些话。于悦是单身，万一受伤了都没人照顾她。说实话，我心里也有点儿紧张。”
听姜小丽说得这样直白，柯玉实更加不知说什么才好，又勉强闲聊几句，就结束了通话。
既然洛霞没吃药，那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疗效了，柯玉实垂头丧气地想。
他不能责怪姜小丽和于悦，因为他也想不出让洛霞服药的办法。
又逢周末，单位的事也不很顺心。
吃过午饭后，柯玉实正打算去车站赶他常坐的那一班城际列车返回C市，却忽然来了一单业务，等忙得告一段落了，已经快到下班时间。
“老婆，”他用办公室的座机给杜若打了电话，“今天单位活儿忙，到现在还没收工呢，已经赶不上火车了。我太累了，明天一早再回家，告诉你一声，你别担心。”
“行，”杜若在电话的另一端说，“那你好好吃一顿晚饭，早点儿睡觉。对了，别再煮面条了，想吃啥就给自己点个外卖吧。”
“行。”柯玉实说。
他关掉办公桌上的电脑，走出B市商检局大楼，在门前的停车坪上找到自己的车，慢慢驶出了单位的院子。
正值下班时间，路上车水马龙。柯玉实排在一长队车子中等待路口的信号灯变绿。
没有三四个信号肯定过不去吧，他在心里估算着，疲惫地把下巴担在方向盘上。
车窗外的B市，晚风轻拂，暮色渐浓。
如果没有洛霞的事，心情至少应该比现在轻松一些吧？他傻傻地想。
前面的车往前开了几米，又停下了。他也如法炮制，跟着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蹭。
如果姜小丽没来找过他问他家旧房子的地址就好了，如果国庆假期没去参加高中的校庆活动就好了，如果老郑的老婆不是个精神科专家就好了，如果……
他不知道该如何再想下去，他觉得自己差不多也要得抑郁症了。
他被自己的这个认知吓了一跳。
“不，不会的，”他在车里大声说。
他想起和老郑老婆一起从C市返回B市的途上，她向他科普过抑郁症的常识，据说这种病是由大脑里一种传递快乐的神经递质不分泌或减少分泌造成的。
“我的脑子没有问题，”他大声对自己说，“除了……除了上次回家的时候不小心被双截棍抽了一下，”他伸手摸摸后脑勺上那个还没有完全消退的包，“但这显然跟抑郁症没有关系……”
排在他前面的那辆车走走停停，他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小心地保持着一两米的车距，直到那辆车通过一个小区的电子门禁，进了院子，而他的车被拦在门外，他才惊觉自己走错了路。
不仅如此，他同时还迷路了。
没等小区的保安过来问他找谁，他就把车倒了出去，停在路边一个画着白线和箭头的空车位里。
车里太闷了，他打开车门走出来，四下看看，完全不知道这是哪里。
他来B市只有三个月，本来就不大认识路，最主要的是，他不记得自己是怎样开车来这里的了，所以也不可能原路返回。
他一屁股坐在车旁的路沿石上，完全不计较会不会把西裤弄脏，也不计较路人诧异的目光。
“我有点儿扛不住了。”他轻轻地对自己说。
他想起小时候多次被老师教育过要坚强和勇敢。
可是，只凭勇敢和坚强显然并不能解决生活中所有的难题。
“平凡如我，渺小如我，没有足够的能力担起如此重担，单凭坚强和勇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时候它们只会让我自己死得不那么难看而已。”他轻轻地对自己说。
可是，如果注定会死，难不难看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可以选择，他宁愿回到很小很小的时候，和父母一起住在红旗化工厂狭小的职工福利房里，坐在家里那只木凳上，脚不粘地，听凭母亲拿着厨房里剪鱼用的那把大剪刀，“咔嚓咔嚓”地给他剪出一个傻乎乎的锅盖头，然后，看着父亲伏在擦得干干净净的餐桌上，翻着户口簿，一笔一划地填写他从学校拿回来的学籍卡片。
他忽然就理解了洛霞不认姜小丽和于悦的原因，就如同此刻他希望自己不是柯玉实，至少不是姜小丽和于悦认识的柯玉实，不是洛霞已经不认识的柯玉实，不是和老郑共用一间办公室的柯玉实，甚至，不是杜若的丈夫柯玉实。
他记得物理老师曾经说过，时间是一个标量。
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这一点。
不，在他的观念中，时间应该是一个矢量，因为它是有方向的，就像滚滚长江东逝水，逝者如斯，没有岁月可回头。
那一晚，他是开着手机导航才找回住处的，第二天一直睡到日上三竿。
他懒得吃早饭，只洗了一把脸，就直接去火车站了。
城际列车开出半小时后，乘务员推着小车来送零食和饮品。他真有点儿饿了，要了一杯牛奶和一杯咖啡。
“一杯八宝粥。”坐在他旁边座位上的姑娘优雅地说。
他忍不住仔细看了她一眼，招来那姑娘嫌恶的一瞥。
十分钟后，他掏出手机。
“姜小丽，我想我找到了给洛霞服药的方法。”他没头没脑地说。